年3月21日，一架东航波音-客机执行昆明－广州任务时，不幸于14时38分左右在广西梧州市藤县上空失联并坠毁，机上载有乘客人、机组人员9人。
作为该事故客机的航班号，MU很快成为遍布媒介平台一串特殊符码，牵动着无数国人的心。无疑，机上的名遇难者是无法被简单量化的数字，而是一个个鲜活且唯一的生命。
对于这样一起悲剧式的重大突发灾难事件，公共领域的信息记录不可或缺。
一位英国媒体记者曾指出，新闻报道所需要包含的因素有：“冲突、戏剧、排他性、权力精英、名人、娱乐、惊喜、坏消息、好消息、规模、相关性、跟进、视听、可共享性等。”
而重大灾难事件通常被认为包含以上多重要素，具有强烈的新闻价值。
东航客机事故发生到现在，除了客机残骸、碎片以及部分失联人员物品，乘客遗体尚未被发现，而官方也并未正式公布失联人员名单。
然而，已经有媒体第一时间采访到多位失联人员的亲属好友，并迅速编写推送了报道。
3月21日23点46分，《三联生活周刊》推送《坠落的MU》一文，首先采访到了目击飞机坠落的广西当地村民；
三联生活周刊/每日人物
3月22日13点，《每日人物》发布报道《MU航班上的人们》（以下简称「人物报道」），采访联系到多位遇难乘客的同事好友，书写了更多“背后的故事”。
一经发出，这篇报道便瞬间在网络信息瀑布上滚动播放。
当然，这篇报道所引发的巨大共情效应自是在情理之中，然而，关于其中涉及到的一些新闻伦理问题，本文想简单谈谈。
01.
关于悲伤告知
通常来讲，媒体报道有罹难者的灾难事故需要第一时间联系到其直系亲属或挚友，方式最好是面对面采访，所以记者往往会亲自上门拜访。
因此，这也被业内称作“死亡敲门（DeathKnock）”。
但很多时候，记者能提前掌握到事故进展的最新消息，例如会比遇难者亲属好友抢先一步知道其身份信息和生还情况。
如果受访对象尚不知道遇难者身份，那么记者就不能开始采访并向其获取更多信息；如果受访对象知道遇难者身份但尚在等待警方的生还通知，那么记者则有义务确保其不会向他们透露任何关于遇难者死亡的信息。
在「人物报道」中，写有这样一句话：
《MU航班上的人们》/每日人物
这句话可能存在歧义，但其中一个意思明显指向：这位失联人员的老师同学并不知道其遇难的信息，而是被记者告知。
这就属于在“死亡敲门”中没有遵循新闻业中关于“悲伤告知”的报道规范。
而此处的“悲伤告知”失范问题在文稿中直接表现出来了，至于文中其他受访者是否也是被记者告知亲友遇难的消息，就只有记者本人知道了。
总而言之，在事态尚未明朗之前，记者应明晰其作为信息记录人的身份，而不是办案警察和政务机关。
02.
关于侵扰悲痛
在灾难或不幸事件中，出于新闻报道的目的，记者可能会对事故创伤者带来侵扰，西方新闻界称之为“侵扰悲痛”（intrusionintogrief）。
由于灾难或不幸事件往往是突发的，新闻媒体需要在第一时间内做出反应并报道。
除了事故救援进展外，新闻职业惯性会让很多记者把报道精力放在挖掘和访问典型人物上，如受害者本人以及遇难者亲属好友。
而为了使报道更富感染力，一些媒体往往会在成稿中添加大量细节描写和情绪化的文字，但这些也很容易造成对受害者及其亲属的二次伤害。
人物发稿距离事故发生不到24小时，从报道中能够看出人物为了采访做出了最大的努力，尽可能地接触到多样的信源。
也许深夜加班赶稿在媒体行业实属常事，但这并不一定是遇难者亲属好友的作息习惯，且他们也许正处于情绪崩溃的境地。
比如，文中「人物」被拒的一段描写：
《MU航班上的人们》/每日人物
所以某种程度上来说，媒体的介入于他们而言无疑是一种侵扰。
据统计，「人物报道」中共采访到了十多个信源，涉及大约14位失联人员的同事、朋友。
值得注意的是，文中并没有地方明确地体现出遇难者的直系亲属接受了采访，而唯一一位遇难者的家属，如前所述，也拒绝了采访。
因此，遇难者亲属作为最重要的信源被报道直接排除在外了，文章主要启用的是二级信源，即与遇难者不存在血缘关系的同事和朋友。
并且文中也不惜笔墨地书写了一些能够挑起大众注意力的话题，比如职场奋斗辛酸和追星经历等。
无论人物是因为被拒而无法进行采访，还是是出于道德考量而没联系这些遇难者的亲属，这样的报道都可能引起真正丧亲家庭的不满或痛苦，因为这些好友提供的信息和言论或许并非为其家庭所期望和承认的。
03.
关于创伤应激
当遇难者亲属好友得知空难事故的那一刻起，他们可能就进入了严重创伤的时刻。
而在焦虑与悲痛之外，他们却被迫在最无助的第一时刻需要处理媒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