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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末清初
黄花梨四面平螭龙纹箱式榻
.5×67.5×45.5cm
展览：《简约隽永——中国古典家具精品展》，年10月，嘉德艺术中心
箱式榻流变探微
文/谭向东中国古代坐具渐渐增高，始于“重席”。《十三经注疏.礼记.礼器》卷二十三载：“天子之席五重，诸侯三重，大夫再重。”重席使人可以高坐起来。早期考古发掘资料或文献记载的坐具有“枰”、“榻”和“床”。战国时期兼具坐卧功能的床已经出现，如信阳长台关出土的战国漆绘围栏床、包山2号楚墓出土折叠床、成都商业街的王族船棺墓出土漆床，而更为简便的枰和榻却暂时未见出土报告。但我们注意到《文物》杂志年01期刊登的《山东临沂金雀山九座汉代墓葬》报告中，M31号墓出土木六博棋，以及江苏邗江姚庄号西汉墓六博棋局，造型与汉代常见的榻类似。发掘报告认为金雀山M31号墓为战国晚期至西汉早期墓葬，该棋局与战国中山王族3号墓出土的石制六博棋盘，制式上存在一定的关联，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这类造型的博具及坐具，极可能在战国时期已出现，但需要进一步的考古发掘验证。战国中山王墓石棋局山东临沂金雀山汉墓木棋局江苏邗江姚庄号西汉墓六博汉代常见的小坐具，与上述棋局一样，足的截面为矩尺状，足间呈壸门形，大小只可坐一人。其名曰“枰”，故亦称独坐。枰是榻的一种，《玄应音义》卷四《埤苍》：“枰，榻也，谓独坐板床也。”河南郸城西汉墓出土一件“王君石榻”，榻面上刻有隶书“汉故博士常山大傅王君坐榻”。榻长87.5厘米、宽72、高19厘米，是汉榻的典型标本，其年代约在汉成帝之前。河北望都县一号汉墓壁画主簿图、主记史图，记录当时人们跪坐于榻上的坐姿。
汉河北望都县一号汉墓东汉主簿图中国出土壁画全集年辽阳发现三座汉代壁画墓，其中三道壕张君墓，其三间堂屋的壁画，分别绘男女主人坐于方榻之上，并题写主人名字。
汉辽阳发现的三座壁画古墓文物参考资料年05期
《考古》年10期，刊载《江苏徐州、铜山五座汉墓清理简报》，其中的利国画像石墓中室内出土一件石榻，可惜简报无具体尺寸及形状描述，但从石榻拓片可看出榻面雕饰繁缛，且画面并不对称，说明榻有一定方向性。
汉东汉利国画像石墓中室内石榻拓本江苏徐州、铜山五座汉墓清理简报《考古》年10期
除了四足小榻，还有多足的。临沂市博物馆藏有一块年临沂市白庄出土的画像石，画面中大树下一只朱雀衔绶，树左一人佩剑站立，树右一四目之人跪坐于榻上，榻一侧有三足。
汉山东临沂白庄东汉墓画像石山东省博物馆、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山东汉画像石选集》图齐鲁书社年
临沂白庄画像石中的榻，显得比其他的榻为大，可能超过汉代“三尺五”的独坐榻。现有资料显示，东汉出现大量的二人甚至多人并坐的“合榻”。这可能与汉末礼制懈怠有关，人们不再严格遵守长幼尊卑的秩序，更乐于享受亲近相融的自然关系，因此坐榻变大，以满足并坐的需要。
徐州汉画像博物馆藏有夫妻对坐画像石，男女主人相向坐于刻有兽足的榻上，男主双手抱持婴儿递与女主。山东藤县宏道院画像石，双阙下面刻画两个对弈的人共坐一榻。江苏徐州岗子一号墓画像石墓，西侧室西壁雕刻宾主二人身着长袍，拱手端坐榻上的宴饮图。江苏铜山利国画像石墓东侧室，宴饮图中有四幅二人共坐一榻的场景。
徐州汉画像博物馆藏夫妻对坐画像石实例如山东泰安旧县的一件西汉晚期石榻，腿足呈曲尺形，并磨光雕刻出鸟纹和菱形花纹。榻长厘米、宽70厘米、高30厘米，既可供两人并坐，也勉强容一人卧睡。
汉山东泰安旧县出土东汉石榻山东泰安县旧县村汉画像石墓《考古》年04期
魏晋时期甚至出现多人合榻的情景。现存嘉峪关长城博物馆的宴乐图壁画，创作于魏甘露二年（年），年甘肃省嘉峪关市新城1号墓出土。三男子头戴介帻，并坐于大榻之上，对面乐伎正在弹奏箜篌，中间置酒具和食具。三国魏甘露二年年宴乐图年甘肃省嘉峪关市新城1号墓出土现存嘉峪关长城博物馆
仔细审读这幅宴乐图，会发现这三人并坐的大榻，与前述的榻有明显的区别。通过勾勒的笔触，可清晰的看到榻面与足是分体的，说明这张榻极有可能是用木材制成。汉代的榫卯技术和木工工具已相当完备，制作木质家具并非难事。江苏仪征胥浦号西汉墓，出土多件木质家具，包括木几、木俎。另有一件木器以木板拼合、与下面的木楞及足通榫相连，两侧置围板，围板上还有木条以榫卯相接。考古人员对此难以定性，暂将其称为木榻（详见《文物》,年.01期）。
上述过程表明，汉代坐具由独坐的枰，逐渐扩大至可以多人并坐的榻，但这些榻都没有底部的跗子，也就是现在所说的托泥，并非我们目前所熟知的箱式榻造型。
王世襄先生在《明式家具实例增补》一文中，把四面平列壸门的箱体结构的榻，称为“台座式榻”。既要平列壸门，则必然要有托泥或枨子，因此有必要通过考古资料的挖掘，探讨一下带托泥或底枨的台座式榻于何时出现。
《考古》杂志年第10期，刊载《江苏徐州、铜山五座汉墓清理简报》，其中的东汉利国画像石墓西侧室南壁，雕刻两人并坐。屋外两侧的双阙，显示出地面的高度；二人所坐高台，在庑殿顶建筑的檐柱内侧，显然并非建筑台基，而是一张榻。这从该墓同出的其他画像石上，也能甄别。从比例上看，榻较高，上下沿刻平行边线，中间刻画有两道竖棱，很像是箱式榻。该墓众多坐榻雕刻，唯独此榻不同，也可能是独特而高等级的榻。
汉利国画像石墓西侧室南壁雕刻拓本江苏徐州、铜山五座汉墓清理简报石祚华《考古》年10期成都站东乡青杠包三号东汉墓出土画像砖，雕刻传经图。授课先生凭几坐于长方形高榻，其余弟子七人则跪于席上听讲。
汉成都站东乡青杠包三号墓出土画像砖《成都站东乡汉墓清理记_考古通讯》年01期
《考古学集刊》年00期《汉代的坐具、坐姿及礼俗》，作者徐龙国曾在临淄商王村发掘两座东汉晚期墓。“两墓各出一件由长条形画像石围成的石床，床长分为为、厘米，高19厘米。条石仿照木器的挖缺做，在外侧面雕刻出弧形腿，腿间有弧形曲线，形如左右牙板，曲线内刻画对鱼装饰图案。”从出版的实物拓片来看，榻下部雕刻边线，有可能模仿木制箱式榻。
汉临淄商王村2号墓出土石榻拓片淄博市博物馆《临淄商王墓地》图版73齐鲁书社年
美国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藏，十六国后赵石虎建武四年（公元年）的鎏金青铜造像，是已知中国最早的青铜佛像。佛结跏趺坐于方座上，座正面外缘细刻花纹，中有三个插孔，应为配饰双狮及宝相花之用。东京国立博物馆藏十六国时期佛像金铜造像，佛座低矮，上下起边线，两端可见壸门曲线造型。
十六国后赵石虎建武四年（公元年）时期鎏金青铜造十六国时期佛像金铜造像东京国立博物馆像美国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十六国时，北方盛行坐禅，佛像随佛教入中土。中国艺术研究院美术研究所金申教授，在《十六国时代的佛像》一文中认为：“佛像的四足式方座，从不见于印度或犍陀罗佛像上。这种四足座常见于汉代画像石上的四足矮榻，又魏晋时达人雅士多坐于四足榻床，这种榻床的样式被借鉴到佛座上，可说是外来佛教艺术入中土后的改造形式。”东京馆藏的佛像座，无疑是壸门箱式形状。
至南北朝时期，箱式榻的清晰形象渐多。如北齐武平二年，山西太原市王家峰村徐显秀墓夫妻并坐图、西安北周康业墓石棺床围屏上的线刻图像、甘肃天水石马坪文山顶北朝墓出土石棺床围屏、日本Miho博物馆藏双阙石棺床围屏上的雕刻图案等。
南北朝康业墓围屏线刻西安北周康业墓发掘简报《文物》年06期
南北朝甘肃天水石马坪文山顶北朝墓出土甘肃省博物馆藏天水南北朝日本Miho博物馆藏双阙石棺床围屏市发现隋唐屏风石棺床墓张卉英考古》年01期1石刻壸门榻
由此可见，箱式榻在东汉末年至北朝晚期，在北方逐渐形成，至唐宋时期达到成熟并广泛流行。
隋唐宋元，各类影像资料中的箱式榻形象不胜枚举。河南安阳隋代麹庆夫妻合葬墓石棺床围屏线刻图像、山东嘉祥英山隋徐敏行墓墓主像、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号墓出土的两件木质棋盘、敦煌莫高窟里的唐五代时期维摩诘坐像、台北故宫唐代周昉《调婴图》、五代周文矩《重屏会棋图》、宋代的《西园雅集图》《槐荫消夏图》《北齐校书图》等等。它们所展现的箱式床榻，多为壸门结构。也有的在箱式立柱间隔中装嵌花板，如南宋刘松年的《补衲图》。
宋南宋赵构马和之女孝经图台北故宫宋南宋刘松年（传）补衲图台北故宫藏年9月，山西大学东山校区元代壁画墓，15号墓道中出土一件“石供台”，四角及前后雕出纹饰，台面有斜向凿痕，长1.06米、宽0.52米、高0.29米，其造型极似箱式榻。
元山西大学东山校区元代壁画墓出土石供台
一张老照片记录了民国时北京孔庙某次祭孔时的祭品，盛装祭品的祭器叫做笾豆案，案座为壸门箱式，现不知所踪。
相较于绘画中箱式榻床的不胜枚举，遗存至今的实物例证少之又少。已知的明清紫檀黄花梨家具中，这种结体的家具未出现罗汉床或架子床，仅见有榻。
老照片民国时北京孔庙某次祭孔时的祭品笾豆案
众所周知的黄花梨箱（台）式榻，一例是中国嘉德年秋拍拍品，二是美国明尼阿波利斯艺术馆收藏的一张。年嘉德秋拍美国明尼阿波利斯博物馆藏品美国加州前中国古典家具博物馆，曾藏有一件鸂鶒木箱式榻。
美国加州前中国家具博物馆旧藏
香港珠宝设计师罗启妍女士，旧藏一款楠木组合箱式榻。
罗启妍女士旧藏楠木组合箱式榻上述所列，已基本涵盖数据库的全部，可看出传世黄花梨箱式榻至为稀见。年10月嘉德艺术中心举办的《简约隽永》展览，首度曝光这张黄花梨螭龙纹箱式榻。
榻身狭长，适合独眠。
箱体四面装嵌八块螭龙纹花板，花板均以厚实的整板，透空雕刻相向的双螭。
螭首短吻圆眼，体态飘逸。这样的螭纹常见于罗汉床围板、条案牙板及侧挡。年嘉德春拍的一张翘头案，腿间侧挡装嵌这样的双螭纹。
明末黄花梨透雕档板翘头案嘉德春拍
黄花梨螭龙纹箱式榻，20余年前出自江苏泰州乡下。箱型结构的榻，榻身的各个框架内，或为壸门结构，或装圈口，而装嵌整张花板为饰的黄花梨箱式榻，目前仅此一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