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21日下午,东航MU航班在广西梧州市藤县境内坠落。
飞机坠落带来的伤害,如同陨石砸进大海,荡起一圈一圈的波纹,以家属为中心,层层展开,对救援人员、心理工作者、航空从业人员,甚至普通民众,都带来深浅不一的心理创伤。
事发后2小时内,一条心理援助热线开通,一支53人的心理援助队伍也在当晚开始行动。截至3月30日,心理援助队累计开展心理评估人次、心理辅导人次。
在心理专家看来,漫长的心理恢复和疗愈,要等到事故原因调查清楚后,才能“真正开始”,在进行短期的心理急救之外,如何对遇难者家属进行长期的心理辅导,成为下一个难题。
年3月28日,搜寻人员在事故现场工作。当日,“3·21”东航MU航空器飞行事故救援进入第八天,搜寻工作仍在紧张进行中。新华社记者黄孝邦摄
陪伴遇难者家属
在东航空难发生后,赵然和她的团队自发成立了应急心理危机援助小组。她是中央财经大学心理系的教授,也是中国社会心理学会员工与组织社会心理援助专业委员会(简称EOA)副主任委员。
3月22日上午10点,EOA的24小时心理热线电话开通,30分钟之内,便有三个电话打进,包括机组成员的朋友同事,遇难乘客的朋友,还有被影响到的普通人。赵然说,打进来的普通市民称,看到东航空难事件的消息后感到害怕,出现了失眠的情况。
EOA危机干预专家李静则带着四人团队前往事故现场,团队成员有一位危机干预专家,两位心理咨询师,一位精神科医生。
3月22日晚上10点,他们抵达梧州,与18个遇难者家庭入住在同一家酒店。
在空难发生48小时之内,他们要做的是倾听和陪伴。这48小时被称为震惊否认期,家属容易出现过度的身体消耗,比如哭泣过度、不吃不喝、脱水、痉挛、失眠等严重的应激反应。
李静和队友们全程陪同了两个家庭,家属们多次情绪失控,歇斯底里。“一开始是不能接受这个事实,是痛苦和愤怒,很难面对接下来的生活。”而心理专家在这个时候会多观察、多拥抱、增加肢体接触。
在酒店里,李静会陪伴家属到凌晨一两点。其中一位遇难者妻子向他们讲述丈夫亡故后将面临的现实困境,包括如何偿还债务、企业如何继续经营、以及如何将死讯告知正在国外上学的孩子。
3月23日,在家属的要求下,EOA团队陪同遇难者家属前往莫埌村,“家属还是想要亲眼看看客机坠毁的现场以及相关救援工作。”
根据已往灾难后的干预经历,心理专家表示,多数家属在头七过后,才能开始接受亲人亡故的现实。
但是漫长的疗愈刚刚开始。“头七以后面临真正的哀痛。”中国灾害防御协会心理急救员课程主讲人锁朋认为,灾难发生后的一周到一个月的时间是协助家属处理遗体、遗物、面对保险公司、面对单位和亲朋友好友的慰问等处理后事的关键阶段,“不要担心他睹物思人,触景伤情,如果不参与处理后事的过程,对亲人亡故的现实感就建立不起来。”
年3月26日,广西藤县。连日来,在东航MU客机坠毁事故核心现场,从全国各地赶来的搜救人员默默承受着高湿高温环境带来的影响,用双手努力开展搜寻工作。新华社记者陆波岸摄
救援者的“自救”
东航MU在莫埌村上空坠落,砸出的心理创伤,以遇难者家属为圆心向外荡开。
首当其冲的是现场救援人员。
“面对这么大的事故的时候,救援人员也受到了心理冲击。在早期进入现场的人员,看到事故场景,又是高负荷工作,所以他们也会出现心理问题。”医院心理卫生中心邱昌建教授曾多次参与突发灾难心理救援工作,据他观察,作为最接近事故现场的人,救援人员寻找遗物等工作带来的心理冲击、对人生无常的无力感,还有恐惧等,在忙碌的时候可能还没来得及立刻反应过来,但搜救结束后,很多心理压力会慢慢浮现。
中国对灾难后心理干预的认知普及,可以说是从年汶川地震开始。在这场灾难中,大众开始意识到,除了灾难本身的受害者外,现场的救援工作人员,也面临着心理危机。
“最明显的感觉是无力感和悲观。”曾参与过汶川地震以及泰国洞穴救援的资深应急救援专家王英颉说,自己第一次因救援感受到心理冲击,是在年汶川地震的时候。每天看到太多死亡,觉得“自己做不了什么”,那种无力感让他自责:“后来回到正常生活时,我稍微花一点钱都觉得有罪恶感,觉得那个钱应该拿去帮助汶川的人。”
消防系统资深救援专家郝建成(化名)曾亲历年汶川地震、年芦山地震等大型救援活动。据他观察,许多消防救援人员,尤其是初次面对此类灾难现场的消防救援人员,会在强烈冲击下出现明显的心理创伤症状,“最常见的是话少、沉默,情绪低落。再进一步就是饭量变小、失眠。”
郝建成说,消防系统曾经尝试建立心理咨询体系,但至今未能成型,“虽然现在大型演习的时候会有这一块,但到底起不起作用,现在还看不出来。”
相对于搜救人员,现场的另一支救援力量是心理工作者们。他们一方面对别人给予心理疏导,另一方面自己也是极易在突发灾难后遭遇心理问题的人群。
“3·21”东航飞行事故心理救援专家尹平3月27日在新闻发布会上称,心理援助队总共有99名心理专业人员,其中国家级专家5名,省级7名,地市级专家72名。一共分为12个工作队,分别入住11个家属安置酒店(梧州市区7个,藤县4个)和1个事发现场的祭拜点。按两人一个小组对接一个家庭提供全程心理援助服务。
“一般来说,什么样的人能够去从事灾难后的心理疏导,我们没有一个特别明确的要求,但是,一定要有组织地去做,要加入专业团队,由团队提供支援。”医院心理卫生中心副教授张波说,新手如果没有类似经验,自己也可能受到伤害。
为了避免这种情况,每天开督导会成为必须的工作,“督导就是心理咨询师的咨询师。在这个会议上,我们沟通当天做的情况,以及明天的计划。如果遇到了什么问题,督导机制会发挥作用。”
心理干预人员在倾听遇难者家属倾诉的时候,如果过度地共情,会出现替代性创伤。“为了防止替代性创伤,在送别家属,离开救援现场后,心理干预团队成员也要完成一次属于自己的结束仪式,让这次行动成为团队成员自我修复和提升心理韧性的机会。”锁朋说。
3月28日,EOA的团队成员在梧州举行了这一仪式。
结束仪式这样开场,“谢谢大家能给彼此一个机会,坐在一起完成一个结束仪式。这些天,我们经历了很多事情,这些事情在我们的人生中并不常遇到,或许在这个过程中会有一些什么触动我们,无论是清晰的还是模糊的想法和感受,我们都可以借这个机会做一个梳理和分享,我们都可以自由地表达。”
年3月26日,搜救人员在事故核心现场进行拉网式搜索工作。新华社记者陆波岸摄
不在场的“受害者”
除家属和现场工作人员之外,一些“不在场”的人也同样受到强烈心理冲击。在EOA开通的24小时热线电话中,曾有MU机组的同事打进热线,称“感到无助和绝望”。
“虽然接受过很多专业的培训,也明白这份工作的风险性,但是这和真的看到这种(坠机)事情发生,就发生在自己身边,感觉是不一样的。”张蕊(化名)是一名前空乘服务人员,虽然已不再像以前那样频繁地在天上飞,但仍有强烈的恐惧感,“会下意识地想,如果是我,如果我在那个飞机上。很容易代入其中。”
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高级工程师、中国心理学会心理危机干预工作委员会秘书长兼委员吴坎坎认为,民航从业人员高度卷入,“他们中少部分人可能会有恐飞或者失眠厌食情绪低落等应激反应,如果强烈到影响正常工作生活超过1个月,就属于心理创伤,需要专业诊断。”吴坎坎说,原则上本次事件后,所有的空乘人员都该做心理疏导。
“一个悖论是,他们很需要心理辅导,但是又不敢轻易让公司方知道自己的心理问题,因为一旦被知道,就可能面临停飞的风险。”赵然说。
几年前,赵然曾经给某航空公司工作人员做过心理培训。在她看来,飞行员是一个高付出和高回报的职业。但也面临极大的心理压力,一旦身心出现任何问题,就无法执行飞行任务,收入骤减。她曾以心理咨询师的身份评估过一位飞行员的心理健康状况。评估时发现,这位飞行员已经在外面自费30多万做心理咨询。
赵然在查阅资料后发现,有研究显示,在德国航空公司空难事故之后,经历过危机干预和没有经历过危机干预的个体和组织,都有显著的差别。未经干预的组织,大概在一年之后的离职人员可达40%-50%,而经过危机干预的组织当中的个体离职率很低,而且极少发生心理问题和创伤性心理障碍,能够更快恢复。
年3月26日,搜救人员为了安全起见,将安全绳一头挂在山上的树木上,一头系在自己腰间进行搜救。新华社记者陆波岸摄
二次伤害:指责和安慰
在这场巨大的灾难中,公众围观、注视,被卷入其中。“他们积攒了一些情绪,然后会用各种方式发泄出去。”这是人们的生活深度网络化带来的新变化,也越来越被心理专家们所注意。
“虽然我没有家人在这架飞机上,但是我已经哭了好几天了,睡不着,特别难过。一想到这件事就哭。”在许多遇难者家属的社交账号中,都能看到代入性极强的留言。
“网络让很多人能够直接地看到现场的惨烈,在消息迅速传播的当下,情绪也在迅速传染蔓延。”吴坎坎说,这是一种群体性的心理创伤,“一则是因为恐惧,另一个是代入感太深。”
在网络上,受害者家属小楚(化名)的个人网络平台则成为“发泄”的途径之一。
小楚的小姨也在坠落的飞机上,出事后不久,她在自己个人的网络平台账号发布了一个怀念视频。视频里是小姨的朋友圈截图、朋友们对她的印象和对事故惋惜等等。视频发出不久,当晚,小楚就收到了许多措辞强烈的评论和私信。有人质疑她“蹭热度”,更有人说她“网络守孝”。
最终,小楚在3月24日凌晨发布《致歉信》并删除前一条视频。“……本着对亲人的思念发抖音作品,也没想过会(成)热门,当然更没想过会有个别网友喷我们家属,甚至对我们对自己亲人的思念及感情都有所怀疑,非常抱歉,再次深深地道歉让您不舒服了……”小楚还删除了个人账号里的所有视频。
在邱昌建教授看来,作为遇难者家属,小楚的遭遇属于典型的“二次伤害”:“这种冲击和伤害,不比第一次伤害小。”邱昌建解释,“家属本来就需要倾诉和发泄,这本身也是心理疏导很重要的一部分。这时候对他们进行这种指责,会造成更大的心理打击。”
除了指责和谩骂,网友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