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冽的冬晨，一条人工挖掘的河流了无生气，模样相同的水泥楼房一栋挨着一栋，它们大多建于90年代末期，似乎停滞了生长，它们在等待拆迁，只是统一刷成了白色，房后有小块鱼塘，菜地里生长着白菜萝卜莴笋等。荆楚平原上，湖北监利市红城乡何赵村，一切像极我的老家——公里之外的湖南沅江某个乡村。十余年前，我来过监利，试图探索隔壁石首县一个群体性事件背后的民怨沸腾，意外看见监利一些工厂滚滚污水直接排到长江，无人管理。那几年，监利一个叫李昌平的乡镇党委书记，喊出“农民真苦，农民真穷，农村真危险”。让整个村庄揪心的孙卓终于找回来了。年夏天，一个叫陈杏兰的记者找到我。千里之外的广东深圳市，正在发生一些匪夷所思的事，持续有孩子离奇失踪，其中湖北、湖南打工家庭丢了一百多个孩子，她所在《楚天都市报》曝光后，她还觉得影响力不够，要破圈放火。我当时供职的《凤凰周刊》是获特许在大陆地区发行的刊物，辐射宽广，报道尺度更大，我就是她理想中的人，放一把更大的火。孙海洋是我采访的第一个家长。白石洲在深圳南山区，是当时的城郊结合部，因为靠近市中心，租金又很便宜，当地高密度建房，大片“握手楼（两栋楼距离太近，住户可以握手）”吸引大量外来人员在此暂住中转，“街道上24小时都是人挤人”。这番喧闹却让海洋非常满意，年10月1日，海洋盘下了一间铺面，开了一家包子店。8天后的傍晚，他的孩子，四岁的孙卓在包子店门口，被人用糖果玩具车一步步带走。我还记得第一次见到海洋的场景。他个头不高，消瘦沉郁，却冷静沉着，缓慢讲述，这让我有一些惊讶。他双手比划着，长期揉搓面粉，让他的双手很粗大。另一个父亲来了，浓眉大眼，激动大声，他的孩子，3岁多的彭文乐在深圳光明新区家门口，直接被一黑色夹克男子抱走，上大巴，不知所终。他叫彭高峰，湖北潜江人，他家距离海洋家50公里。孙卓被拐后，附近小区里，一个叫彭冬英的妈妈拿着寻人广告，叮嘱自己孩子符建涛说，这个小弟弟被人贩子拐走了，你要小心。让她万万没想到的是，一个月后，孩子也失踪了。男童连续失踪，深圳城恐慌一片。中国雄鸡地图上，深圳处在鸡腹低处，却与港澳为邻。年代，深圳等沿海城市群突飞猛进，开启工业化千年大变局，吸引了无数人南下打工，聚集在狭小城市，鱼龙混杂。年春，我从长沙到了深圳工作，一个律师朋友带我转转。市政府南面不远，一条小街里发廊林立，姑娘们坐在外面晒太阳，对我们打呼哨，举起她们的黑丝长腿。《凤凰周刊》就在深圳红宝路上。某晚，楼下荔枝公园里惨叫连连，我探头一看，一个年轻人手拎一把带血长刀，匆匆跑开，行人躲避不及。那是一个欲望勃勃，野蛮生长的时代。我在深圳生活一年，曾去汕头调查假奶粉，它们销往各地乡村，让乡村孩子脑壳变大，被称“大头娃娃”。东莞长安厚街等镇，工厂高墙铁锁，工人加班加点，变成沃尔玛血汗工厂。虎门，我采写一桩五尸灭门案，警方最后抓获5名湖北籍凶犯。一些男子骑着摩托车呼啸而至，抢夺行人的手提包或颈上项链，有人本能去抢夺，“砰”一声，手掉地下了。年，深圳马田天桥上发生“砍手事件”，令人惊恐。一名叫傅剑锋的记者采访到这些抢劫者，写下《城市里的陌生人》，展示了中国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的灰色生存场景，一些年轻人变成“砍手党”或抢劫犯等，他们的暴力犯罪占到城市犯罪的三分之一。来自乡村，早早辍学，父母外出打工无法陪伴成长，在县城乡镇烟雾缭绕的录像厅里看港片，目睹暴力和黄色。他们没有产业工人的知识和技能准备，他们也没有父辈祖辈经受各种重压后的坚忍耐劳。来到城市，他们用自己的方式来谋取财富，或者让自己活下去。印象最深刻的是一些湖南人在珠三角混生活，自认为武力非凡，不甘现状，也就变成了黑道人士。年11月，一个叫杨文的深圳打工仔收酬20万港币，赴港枪杀一个林姓商人，杨家就在我家乡隔壁乡镇，相距十公里。次年5月，我去湖南衡阳，调查另外一个叫唐少华的人在澳门赌场杀死一个陈姓泰国侨领。广东城市管理者对蜂拥的外地务工人员感觉焦虑，试图通过暂住证来清查和遣送“三无人员”——无暂住证、无正当职业和无正常居所，但政府封闭、粗糙和低水平的的执行引发一场舆论巨浪。年3月，一个叫孙志刚的大学生没有暂住证，被警察带走，最后在广州收容人员救治站被打死，享年27岁。孙志刚来自湖北黄冈市黄冈市陶店乡幸福村，距离孙海洋家余公里。4月，《南方都市报》发表《被收容者孙志刚之死》，引发民众怒火，要求严惩凶手，并开启违宪审查。6月，中央废止《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改遣送站为救助站，来去自由。如有人需要救助，警察应当将其护送到救助站，而不再抓捕。人民获得更多自由和安全迁徙的权力，流动加速，但城市对外来人员的服务、组织和治理依然落后。孙海洋来深圳那年，该市人口飙涨多万人。没有旧识亲友，没有同学校友，也没有商会老乡会找他，海洋感觉自己像一颗无依无靠的沙子。隔壁门店老板也是一个忙碌外地人，平时也没有太多交流，看到有人带走孙卓，还以为是孙家亲友。海洋跑去派出所报警，警察说儿童失踪24小时才能立案，家长先去找。警察吐槽说深圳万人，只有两万警察，每天接案两万多人次，不可能每一个案子都出警。海洋一直记得，六天后，他才收到立案通知书，才有警察出来查案。当年的派出所对儿童被拐立案往往心生畏惧——拐卖案行事隐秘，跨地区转运，很难破案，如不能破案又将影响年度绩效考核，且办案经费得不到保障。年的深圳，没有或是不允许存在服务外来工人的社会组织，海洋只能求助家庭。67岁的母亲带着一群家里亲戚，四处去粘贴广告，有时就睡在马路上，语言不通，一着急，老人就崩溃跪地。孙不知道的是，一个叫吴新银的男子，和他年龄相仿，从山东聊城阳谷县来到了深圳，试图改变命运。他在白石洲一个商场做保安，需要经过孙的包子店，刚好看见忙碌的夫妻和自己玩耍的孙卓。孙海洋曾找到彭冬英说，两个孩子在同一个辖区先后丢失，有可能是同一个人做的。吊诡的是，抱走两个孩子的正是吴新银，符建涛送给了他的二哥，孙卓则被送给另一位亲戚。丢孩子的城市打工家庭海洋和高峰，各自孤立无援，只能抱团取暖，他们被指引进入了一个叫“宝贝回家”的民间寻子网站，惊愕看见众多寻子家长，他们制作了一个失踪孩子花名册，显示深圳、东莞等地十年至少有多名男童失踪。我带着这本花名册，去探访其他家长。在东莞寮步镇，一个叫叶锐聪的9月大男孩在家门口被人强行抢走，家人追赶不及。同镇一个菜市场里，一对潮汕夫妻讲述他们的孩子失踪，声泪俱下，时不时有顾客进来，他们抹掉眼泪，换上笑容，没客人了，他们又是泪眼婆娑。我清晰记得我当时的悲伤。这些在珠三角丢失孩子的人，几乎都来自外省乡村，辍学失学，心怀梦想来到城市，他们劳动技能或者资源不足，只能在城郊结合部做着各类小生意，服务其他务工人员，艰难谋生。事实上，他们也不知道如何做好父母。在家乡早早结婚生子，孩子交给父母，自己出来打工赚钱，没有任何为人父母的教育和学习。站稳脚跟后，他们把孩子从乡村接到城里，却没有想到城市的巨大风险。海洋念书不错，但家里只有几亩稻田，一贫如洗，他很小就要帮助家里放牛，15岁辍学，去武汉打工。结婚后，他们盘了一个包子店——在底层社会，这个便宜却裹腹的食品很受欢迎，这也是他们当时可以做的工作。在湖南永顺，孙的爱人自己医院生下孙卓。孙卓也一直在监利乡村，和奶奶在一起，四岁被接到深圳。到深圳第三天晚上，孙卓要离开出租房玩一会，孙海洋当时疲惫不堪，心想孩子就在旁边，没有事。彭高峰辍学后去当兵，做了一名司机，退伍后来深圳开一家电话超市，利润单薄。孩子来到深圳后，也是在出租房周边玩。彭冬英十岁之前父母双亡，17岁来到深圳，认识从广西来深圳打工的丈夫，结婚成家生子，又租下门面开小卖部。她的孩子也是说下楼去玩一会，她想想没有事。他们住在各自店铺附近的出租房，而不是保卫严格，有摄像头紧盯的城市社区。孩子不愿意在狭小房里，他们都曾以为孩子出去玩一下没有问题，他们都是在乡村长大，满村子跑，傍晚被母亲呼唤回家。他们没有想到的是，时代已经变了，这不是温情脉脉的熟人社会，这是陌生人构成的城市。人们行色匆匆，都有各自生活重负，较少顾及他人。即便到了年，广东佛山，一个2岁的女孩，被两辆汽车前后碾压，躺在血泊中，但18名路人漠然走过，直到一个捡垃圾的老奶奶伸出援手。当时，高峰告诉我，广西藤县一个家里买了两个孩子，我们一起去暗访。确认不是文乐后，我们报警把一家子带到派出所。警察后来告诉我，无法查清孩子来源，当地福利院不肯收太小孩子，两个孩子只能继续留养父母家里。我还记得当时的震惊，但无能为力。这个县刚刚发生一起恶劣事件——年2月，一个妇女抱走一个叫莫洪涛的两岁半男童，乘出租车到车站外逃。莫的母亲，也是一名小商贩，曾数次尝试自杀。和高峰分开时，我突然有某种感觉，说我们一定可以找到文乐。他说我在哄他，我说文乐相貌奇特，眉眼宽广，三岁多孩子看似像一个大孩子，让人看见就不会忘记。年11月，我发表《南中国男童拐卖链条》、《孙海洋寻子》和《买来的幸福》，一共三篇调查，引发众多海外媒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