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近年来在天水地区新出土的秦人早期青铜器及其铭文，为准确认识秦系文字的形成提供了重要资料。将新出秦人早期青铜器与传世青铜器相结合，依据制作时期考察它的铭文之演变，那么秦国人早先时期的青铜器当代所能见到的最早的为秦庄公时期的不其簋，接下来的则为秦襄公受封于建国时期所制造的秦公簋和盄和钟，再接下来的是大堡子山出土的秦公各青铜器。与之对应，不其簋铭文表明秦人已经熟练模仿和使用周文字，而秦襄公时的秦公簋与盄和钟铭文标志着秦系文字已肇其端，中经大堡子山秦公诸器铭文的进一步发展，至春秋时代的早期，秦景公钟及镈铭文时，秦系文字就已经完全地形成了。
秦人早期青铜器及其铭文基本背景情况
语言是人类相互交流的工具，文字则为记载语言之符号。秦文字为文化、秦国、秦族、秦王朝、经济、政治、军事的载体，也是秦人成长、壮大的记录。人们通常将秦文字形成出的自己系统与特色，统称为秦系文字，秦系文字是在学习周文字与更广泛地吸收六国文字精华的基础上集合而成并创新的产物。随着秦国一统六国，秦系文字最终被制定成“书同文”、统一了全国文字的范本。
秦国早期青铜器就此而言，它对于中华文字与文化的发展与传承，是阙功甚伟的。有关秦系文字之形成，学术界有不同的看法。近此年在甘肃省天水地区陆续挖掘出土出一批刻有铭文的秦人早期的青铜器，根据此类新出土青铜器及中间相关的铭文，又结合传世下来的秦人早期青铜器和铭文，我们依此能更准确地认识秦系文字的形成。本文拟通过对秦人早期青铜器年代及其铭文的变化的考察，重点就秦系文字的产生与形成进行初步探讨。
一、秦早期青铜器的出土及其年代
秦人先祖中潏在商末周初西迁天水至秦德公建都雍城之前，这是秦人相对较早时期的发展阶段。这亦为秦人各种制度和文化的创建与出现的时期，秦系文字产生和形成，亦是在此阶段的襄公建国前后开始进行的。王辉曾表示过，秦人在商代及西周早中期那一阶段，是不是使用过文字，资料并不充分，因此没法确认。周朝的甲骨文、西周初期制造的铜器方鼎、西周中期生产的铜器询簋、以及师酉簋中提到了“秦”，足可见于当时秦与周的关系十分密切，因此推测出当时的秦人即便是使用了文字，也应当是周朝的文字。
西周中期铜器这话是很有道理的，嬴秦固然是个很古老的部族，然而自从商朝初期以来，主要活动的地区就已经是在关中等地了，特别是随着周朝人势力强大及中潏归周，它的文字也就必然是周朝所统地域中早就盛行的文字了。最近数十年以来，陆续地出土发现许多秦人旱期生产的青铜器及上面刻下的铭文，尤其是其中在甘肃省礼县秦公墓中出土的大量的青铜器及上面的铭文，这些既替人们初步认识秦系文字之出现与演变过程提供相当珍贵的资料，亦为人们根据这些内容判断以前就已经流传下来的秦人早期的青铜器及铭文中时代与发展的关系，提供具体的参照。
嬴秦是一个古老部族目前所知秦人早期文字的青铜器按时代先后，主要有不其簋、秦襄公时秦公簋与盄和钟、大堡子山秦公鼎、秦公簋、秦公壶、秦子镈等。无论发掘还是传出之器，当均出土于礼县等天水地区，已无疑问。从这些早期青铜器年代的确定和铭文特点的演变中，由此，人们就能够对秦系文字里早期的编年及变化进行大概地梳理。
秦系文字不其簋是目前所知秦人最早的一件有铭文的青铜器，此盖及器里共有铭文多达１５２字。盖这一物件，在清末于关中地区出土，当前在国家博物馆保存；器，在１９８７年在山东藤县一座汉墓里出土，当前在该县博物馆中保存。关于器与盖分离的原因，陈泽以为是汉初樊哙“还定三秦，别击西丞”时把它当成战利品带到了关中。后来盖留于关中而器身却被带到了山东，这就导致盖同器的分离。该器中，主因铭文中有“不其”而被世人公认是秦庄公，制作年代如果按铭文开头“唯九月初吉戊申”这句话，王国维考订是周宣王三年（前８２５年）；李学勤则厘定是在公元前８２０年。
秦公簋秦公簋，１９１７年出土于天水西南，大约在今礼县红河乡一带，后辗转流落民间并多次易手，现藏于国家博物馆，是著名的传世青铜器。簋盖有铭文５４字，器身５１字，另在盖与器上有后刻字各９字。该器因铭文中有“十又二公”之语，论者多从此入手来确定其器主和制作年代。这本是最罚可靠之途径，然而多数人却拘泥于秦人首领什么进修称公，故而更多人从襄公、文公往下去计算，作器者多以为是德公、成公、穆公、景公说，尤其是以景公的说法影响力最为广大。其实，在秦公簋铭文中，我们已经能找到答案了。秦公簋里铭文开头的一段写道：
秦公曰：丕显朕皇祖，受天命，鼏宅禹蹟，十又二公，在帝之社。严恭夤天命，保業氒秦，虩事蛮夏。文中“受天命，鼏宅禹蹟”的皇祖，确实是商末周初时率领嬴秦人们西迁至天水，“在西戎，保西垂”的中潏。那么这一器就是襄公受封诸侯之后开国立制且告慰先祖时所制造出的礼器。
盄和钟，有别名叫秦公钟，宋庆历年间（１０４１—１０４８年）由守臣献于朝廷。传出土于秦襄公墓，后器不见。有摹本铭文流传，共有铭文１４２字，内容与秦公簋铭文大半相同，亦有“十又二公”之语。论者多以为是与秦公簋同时所铸的出自同一人之手、同一用途的同一批器物，甚当。故盄和钟也是秦襄公时所铸。
盄和钟，别名秦公钟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来，大堡子山被盗掘，文物流出海外。这些被追回及后来陆续发现的秦公簋、鼎、壶、秦子镈等诸器，部分器物有铭文，共计有２０余件，其中铭文主要有：“秦公作铸用鼎”，“秦公作宝用鼎”，“秦公作铸壶”，“秦公作铸用簋”，“秦公作宝和钟”，“秦子作和钟”，“秦子作铸用盉”等。另有新出土的乐器坑秦子镈１件，铭文共２８字：“秦子作宝和钟，以其三镈，阙音鉠鉠雝雝，秦子畯疐才立（在位），眉寿万人（年）无疆。”还有澳门萧春源藏戈铭文“秦子作造左辟元用……”簋铭
大堡子山秦公墓“……秦子之光，邵（照）于夏四方……”也当为出土于大堡子山秦公墓。大堡子山秦公墓墓主和作器者，学界至今没有统一意见，所论及的主人有襄公、文公、宪公、出子、文公太子静公等不同看法，但上述诸位俱在西周末年春秋早期。
二、秦系文字的形成
上述各器物中，最早出现的不其簋是秦庄公时期的青铜器，接着下来的是秦襄公立国所铸的秦公簋与盄和钟，再接下来的是襄公之后的大堡子山各器，这刚好是秦建国前后各５０余年，共有百年时间所制造出来的青铜器。这三个阶段的铭文风格特点和变化，这里表现出了秦系文字中初期的特点。王辉表示，不其簋的器形与纹饰都和周铜器相同，文字风格亦是极其相近于周厉王时期铜器的多友鼎，并且和宣王时期铜器里的兮甲盘、毛公鼎、吴虎鼎亦是相同风格。所以“不其簋应该被认为是秦青铜器里最早的一件，它上面的文字应该被视为迄今所知的秦人最早的文字，也可以看作西周铜器、西周文字。
不其簋.青铜器由此可知，秦早期文字与周文字无别，秦文字脱胎于周文字。秦文字的上限，为西周末或春秋初，不能绝对判定。这一分析明晰而可信，但对秦文字上限的认定过于谨慎。我们现在所见秦青铜器虽然已经不少，但除了大堡子山所出，都为偶然所得，故目前所知最早的不其簋在周宣王时，刻于器上所使用的文字则不是秦人使用文字里开头的表达形式。亦就是说，依常理推测，秦人铸字于青铜器之上的做法应当是文字使用很熟练后面才产生的，所以使用文字应该是早于铸字这一点是无可置疑。这样说来，秦人至迟在西周中期已经可以熟练地运用周文字了。
秦早期文字与周文字无差别关于秦公簋、盄和钟铭文，王国维曾说，秦公簋文字“字迹雅近石鼓文。金文中与石鼓相近者，惟虢季子白盘及赐敦耳。……此敦虽出甘肃，然其叙秦之先世曰‘十又二公’，亦与秦盄和钟同。……故其文字体势与宝盘（即虢季子白盘）碣猎血脉相通，无足异也。”卷十八李学勤认为：“虢季子白盘应即籀文，秦武公、穆公所用文字即承之而来，下延至南指挥一号墓的秦景公石磬以至石鼓，遂成秦篆的先行形态。秦国文字的一个特点是相当规范化，从武公器以下，变化不多，以致王国维说‘字迹雅近’。”
由此原因，有许多人把盄和钟、秦公簋、景公磬、石鼓文确认是春秋中晚期生产的器物，他们认为其文字的风格与结构多有相同。实际上，也正是因为秦系文字在两周之际从周文字体系的基础上开始塑造自身风格，作为最为稳定的文字演进过程，既是一个缓慢过程，改造与变化又是体现在细微之处，故襄公时的盄和钟与秦公簋文字，往往被当作春秋中晚期文字，与景公磬、石鼓文相提并论也就不足为奇。这也正好表明，盄和钟与秦公簋文字已经告别了不其簋那种完全承袭周文字铸器的模仿阶段，而开始了秦系文字的摸索和创新，中经大堡子山诸器文字的推衍，至秦武公钟、镈文字，已经是典型的具有自身特点的秦系文字了。
大堡子山诸器文字学界讨论较多，秦公墓清理者戴春阳认为，“秦公诸器的铭文字体圆阔规整，已形成秦系文字的风格，它们可能是春秋时期秦武公钟、镈上秦系文字的直接渊源。”这种秦系文字的体系特点，李朝远通过诸铭中的秦、公、作、宝、铸、用、鼎等字的详细比较，认为：
马承源先生指出，秦国铭文形体有别于西周晚期通行的字体，它源于虢季子白盘铭，一系列的秦国铭文都同一体系，秦公簋、鼎铭也一样。此说至确。礼县秦公诸器铭文的字体，为秦系文字中的典范之作。它上承虢季子白盘铭，但又显晚于盘铭；它下启太公庙封村秦公钟、天水秦公簋以至石鼓文和诅楚文，一脉相通。
所以，学术界普遍认为这些秦早期文字风格与周末铜器虢季子白盘、鼎及宗妇簋文字如出一辙。春秋前期稍晚于大堡子山的秦系文字的代表是发现于宝鸡太公庙的秦公及王姬钟、镈，学界公认是秦武公（前６９７一前６７８年）时器物。韩伟指出，这批秦公钟、簋等器物的铭文，与周代铜器铭文比较，在音、形、义等方面都是一致的。秦代金文已不见肥笔，大半呈上下等粗的柱状体，几乎没有波磔，而且如秦公钟５字一行，排列比较整齐。这都与西周晚期的金文特征相同，而与所谓“六国奇文”大相径庭。“仅这一点也可看出周秦文化的密切关系”。其铭文字体已形成典型的秦文字风格，与与季子白盘、大堡子山秦公、秦子器文字风格一脉相承。
由此可知，秦早期文字按现有资料排列，其发展顺序大致为不其簋、秦公簋与盄和钟、大堡子山诸器、秦武公钟、镈，对应时代为秦庄公、秦襄公及秦襄公至出公间、秦武公。在这一序列中，以虢季子白盘为参照，此前的不其簋尚属于西周文字的模仿阶段，从襄公立国起，秦系文字业已起步，中经大堡子山诸器而至秦武公钟、镈基本完成。
三、秦系文字的演进和意义
自从春秋早期以后，秦系文字逐步演变，这一过程的发展线索里代表性器物大概有春秋中期制造的成鼎（宋代发现于今华阴县），春秋中晚期之交制造的秦景公大墓残磐铭文，春秋晚期有宋人著录的怀后罄、石鼓文，战国早期至中期前段，秦出土文字仅见凤翔县八旗屯墓一柄剑上有错金铭文“吉为乍（作）元用”５字。从战国中期晚段的秦孝公时起直至秦王朝灭亡的１４０年间，秦出土文字数量呈现井喷现象，数量繁多，除金文、石刻外，又有符节、陶文、简牍、玺印封泥、钱币、帛书、漆器文字等。春秋中晚期以来以上述铭文为代表的秦系文字演变，由于各器的时代都比较清楚，因而其发展演变的轨迹也是比较清晰的，故学界的看法也基本相同，兹不赘述。
陈泽曾对秦金石文字的演变有过梳理，其编年顺序为：不其簋、秦公簋、秦公钟（即盄和钟）、“秦公作铸”诸器（即大堡子山诸器）、秦武公钟、秦景公石磬、封宗邑瓦书、商鞅方升、秦刻十碣（即石鼓文）、诅楚文、秦新郪虎符、杜虎符以及秦始皇二十六年诏版、秦朝诸刻石等，亦可参考。
结语
王辉将秦文字与六国文字比较，认为战国秦文字有很多优点：一是对周文字继承多，变化小，因而稳定性强；二是地域特色少，通行地域更广阔；三是异体字少，可减轻学习负担；四是装饰性笔画少，简洁明快，朴实无华，便于应用与学习；五是不过分简化，避免歧义；六是不过分繁化，避免叠床架屋；七是与时俱进，隶书产生。
在秦统一之前，秦文字已逐渐取代六国文字，成为通行文字。统一之后，“车同轨，书同文”，秦始皇最终用秦文字统一了六国文字。这无疑是中肯之论。
秦系文字正是由西周古文向籀文再向小篆、隶书发展过渡的文字，它在中国文字发展史和书法史上发挥了承上启下和整合规范的重要作用，并由秦文字统一了中国文字，这对中国大一统国家的形成和巩固，中华传统文化的继承发展，都至关重要。
秦人早期青铜器与秦系文字